曾经的《人民电影》期刊（转载）

6188 · 发表于 2012年6月26日 1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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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冲得奖是我们共青团员的光荣”，当演员张瑞芳向北京四季青人民公社社员介绍了站在她旁边的陈冲，公社一位女青年跑到陈冲跟前，把自己的团徽别到了陈冲胸前。这是1980年5月24日的上午。

　　在那个上午之前的一天，《大众电影》将第三届百花奖最佳女演员奖颁给了这位19岁的上海姑娘，那是陈冲从艺以来得到的第一个奖，也是《大众电影》在“文革”之后举行的第一场颁奖礼。颁奖礼在上午举行，《大众电影》编辑部一共颁发了21个看上去有点笨重的景泰蓝奖杯。

　　第三届百花奖共有160万人参与投票，这个数字同时也是刊登选票的《大众电影》杂志的销量。1979年1月复刊的《大众电影》跻身百万大刊之列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令人为之称奇的是，就在第三届百花奖举行的第二年，《大众电影》的月发行量达到了960万册，这被认为是单刊不太可能超越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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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众电影》不能允许有空话、大话和假话

　　《大众电影》的复刊时间是1979年1月20日，那一天被认为是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时任中国影协副主席的袁文殊在复刊词中说，笼罩在我国电影园地上空的乌云已经消散，春光明媚的季节已经到来，在这块园地里耕耘的人们正需要起早贪黑、进入春耕大忙的时候。

　　“春耕”实际上和这本杂志并没有关系，但是，位于北京北环西路15号的《大众电影》编辑部却开始了起早贪黑的忙碌。1966年7月停刊的《大众电影》，在时隔12年5个月后复刊。

　　今年84岁的唐家仁，正是在复刊时重新回到《大众电影》编辑部的。《大众电影》于1950年6月16日在上海创刊，1952年迁往北京，唐家仁随《大众电影》举家北迁，是为《大众电影》工作最长久的编辑之一。

　　“《大众电影》停刊时的办公地点在舍饭寺，和中国电影出版社一起办公，经历十年‘文革’动荡，编辑部的房产早已被占用。1978年6月，当中国影协的第四次常务理事扩大会上决定1979年1月恢复《大众电影》、《电影艺术》和《电影技术》时，影协并没有办公场地，暂时租借了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主楼四楼办公，《大众电影》分得了3-4间办公室。”

　　新影厂四楼因为汇集了当时的电影理论权威，流传有片子“在政治行不行要送电影局，在艺术上行不行要送‘四楼’的说法”。《大众电影》的主编、剧作家林杉，副主编唐家仁和崔博泉在当时已是颇有名声和资历的电影专家。在《大众电影》编辑部，当时的绝大多数编辑、美编由《人民电影》“转会”而来，编辑部共有二三十人，当时的办公室已经显得有一些拥挤。

　　现任职于《大众电影》的冯湄，就是在1978年的年底从《人民电影》调过去的。当时刚二十出头的冯湄，是《人民电影》的一名校对，当她校完1978年12月的《人民电影》的一期，便和她的同事从东四八条的编辑部搬到了位于北环西路15号的《大众电影》编辑部。“两个杂志的终刊和复刊，几乎没有什么过渡时间。《人民电影》在1978年12月的杂志上发表《终刊告读者书》后，《大众电影》就在第二年的1月份复刊了，编辑部以最快的速度赶在春节前就将复刊号推了出来，首印数定为50万份”。

　　在新的工作单位里，冯湄分到了读者来信组，负责接收并处理读者来信，在1979年1月的复刊号上，《大众电影》刊登了两封读者来信，分别为《对大众电影提几点希望》和《大众电影应该办得大众化》。

　　第二封的署名是“上海市卢湾区影评组”，他们在来信中说，“四人帮时期，报刊上空话、大话、假话连篇，当《大众电影》复刊时，决不能容忍这种情况的再发生”，他们还着重指出，“广大读者要求刊物所发的文章，不能顺着长官意志而人云亦云！”

　　2

　　吻照被读者质问：“你们要宣扬什么？”

　　《大众电影》编辑部对于要办一份怎样的杂志，其实已经相当清楚。

　　复刊号中，共刊发了25篇文章，其中重点推介的影片《大河奔流》是当时“电影界拨乱反正的新成果”；编辑部还将当时年轻人眼中的“黄色电影”《望乡》作为话题在刊物上公开进行讨论，冯湄亦是参与者之一，她的观点被提炼成“不要禁锢”的小标题，予以突出。

　　“《大众电影》在筹备期间，我们就确定了要在‘大众’上做文章，要办得活泼，图文并茂，以多种方式、有选择地宣传介绍上映的国内外影片、报道国内外影讯，反映广大读者的意见和要求”，唐家仁说，根据这样的设想，《大众电影》编辑部设置了评论组影讯组、和读者来信组。

　　被分在读者来信组的冯湄，一下子就感觉了到新工作的不同，“复刊号出厂后，读者来信就陆续地寄来了”，到了1976年6月，大量的读者来信向他们“告状”和“诉苦”，因为订购不到刊物。读者的信中很多都是夹附着钱钞、邮局收款单据和邮票，甚至包括各种身份证件。即使如此，编辑部也是无能为力的，“因为国家计划用纸，《大众电影》只能定量发行。”

　　复刊没多久的《大众电影》，马上就面临着供不应求的难题，这一难题还没来得及去解决，1979年8月之后的求刊高峰却出乎意料地到来了。

　　《大众电影》在1979年第五期杂志的封底刊发了《水晶鞋和玫瑰花》的剧照，画面中是王子和灰姑娘的拥吻动作。这一张照片引起了新疆奎屯农垦局一二九团政治处问英杰的反感和愤怒。问英杰在当年六月写给编辑部的信中对《大众电影》进行了质问：“你们竟堕落到这种和资产阶级杂志没有什么区别的程度，实在遗憾！我不禁要问：你们在干什么？”“难道我们的社会主义中国，当前最需要是拥抱和接吻吗？你们显赫地刊登这幅影照，是什么动机？是在宣扬什么呢？”

　　在信件最后，问英杰不无挑衅地说，“你们有胆量，请在《大众电影》读者来信栏，原文照登一下我的信，让全国九亿人民鉴别一下”。信末署名为“中国共产党员问英杰”。

　　“编辑部收到这封信后，认为应当全文刊发，我马上请示了袁文殊同志，他也同意刊发，并让我写一个编者按”，时任编辑部主任的马锐说，“当时大家认为这封来信不止对第五期的封底提出了意见，还对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文艺战线的形势，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攻击党和毛主席的洋毒草、古毒草、今毒草，也陆陆续续搬上了我们的社会主义舞台，充塞了我们党办的报刊’，这是‘不坚持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的问题。我们认为，对于在这些重大原则问题上出现不同看法，有必要用说理的态度充分展开争鸣。”于是，《大众电影》在1979年第8期第4-5页全文发表了问英杰的来信，同时配发了一篇署名叶嘉的《一张封底剧照引起的对话》，叶嘉虚设了一场对话，就封底剧照进行了讨论。在接下来的第9、10期，编辑部继续在杂志上开展讨论，并开设“由一封读者来信展开的讨论”专栏，“自8月28日至10月15日期间，共收到来信和来稿11200多件，最多时，一天收到来信近七百封”。据1979年第10期刊发的《寒流挡不住春天的脚步———读者来信综述》一文中称，“从已经收到的读者来信看，赞同他的观点还不到百分之三。问英杰后来又写来两封信，除坚持原论点外，没有更具体的阐述，也没有举出一个‘毒草’例子，所以我们不发表了”，编辑部发表的这篇文章并无署名，文章还认为，“这次把读者提出的问题公之于众，让大家进行民主讨论，是一次收效良好的民意测验：测出了是非，测出了人心的向背。”

　　这样的测验结果，却让问英杰很气愤，他甚至扬言要持刀杀害《大众电影》的两位编辑。后来成为问英杰朋友的钟扬回忆说，问英杰认为《大众电影》从第九期到第11期只发表了骂他的文章，没有发一篇支持他的文章，既然是展开公开的讨论，两方面的文章就应该都发表。1983年9月底赴京参加全国农恳第二届摄影作品展览的问英杰，甚至还被农牧渔业部农恳局保卫处专门派人监视，钟扬就是接到任务、负责监视的工作人员。钟扬说，在北京的5天，问英杰没有丝毫要杀人的迹象，临行前，问英杰甚至还向他友好地道别。

　　在后来和问英杰的交往中，钟扬说，问英杰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由一个厌恶跳舞变成了爱跳舞，每星期至少要跳两三场，并且没有固定的舞伴。“有一年，我和他一起去云南参加全国农垦摄影协会会员代表大会，一到昆明，他就邀我当晚跳舞。在舞场，他‘厚着脸皮’邀请那些素不相识的南方小姐，几乎没有空一场。”

　　这封信让问英杰成为了“名人”，据说有女性读者向他写信示爱，《大众电影》也自“吻照风波”之后，一纸风行，销量大增。

　　“当时的读者来信达到了井喷期，信件是一麻袋一麻袋地往编辑部运的，读者来信组的人根本读不完，回不了，我们就分发给编辑部的编辑，整个编辑部都动员起来回信。”冯湄说，当时编辑部也不断地向上级打报告，要求增加纸张，加大印量，到了1980年3月，《大众电影》开始刊登百花奖的选票，当时的杂志期发行量已经达到了160万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唐家仁听说在乡下，《大众电影》和一只老母鸡等价，在某个区域拿母鸡可以换一本3毛钱的《大众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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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罗庚也填写了“百花奖”的选票

　　复刊后的《大众电影》渐入正轨，百花奖的恢复，也被提了出来。百花奖的设置，一直是《大众电影》编辑部引以为傲的事情，它也是这份刊物创造发行奇迹的最为关键的因素。创立于1962年的“百花奖”，由观众投票评选，前两届“百花奖”，周恩来、陈毅都参加了颁奖仪式。1963年底，文艺界整风形势严峻，第三届百花奖虽已评出结果，最终却流产，未予公布。

　　《大众电影》自复刊后一直谋划着恢复百花奖，在1979年1月的复刊号上，就发表了《大家都来参加电影评论———从‘电影百花奖’谈起》的评论员文章。1979年10月，时任影协常务副主席的袁文殊在一次分党委扩大会议上，主动提出恢复“百花奖”。这个提议得到绝大多数与会者的支持，其中包括当时《大众电影》编辑部的主任马锐。

　　从提议恢复到各大电影厂推荐影片，仅用了不到3个月的时间，1980年3月的《大众电影》上就刊发了选票。第一届百花奖有十一万七千多人投票，第二届有十八万多人投票，于1980年进行的第三届《大众电影》投票第一次冲破了百万。

　　《大众电影》的选票成为一时之间的紧俏物品，邵燕祥还专门为此写了一首名为《给我一张选票》的诗，邵燕祥在第一段中写道：“请给我一张选票/我要和千百万人一起/行使这一份小小的/但是崇高的权力”。数学家华罗庚要比邵燕祥幸运，他拿到了选票。有意思的是华罗庚不仅填写了选票，还给编辑部写了题诗以表祝贺。

　　到了4月15日的截止期，编辑部收到的选票和来信，已经让读者来信组根本无法去完成统计工作。百花奖选票的统计工作最后交由中国科技大学北京教育管理处的职工承担，他们为此组织了十三个作业组，花了一个月时间才统计完选票。“因为我们的选票是随《大众电影》刊物发出的，每一本刊物只能附一张选票，不少工厂、学校、机关团体一两千人中只有一两份《大众电影》，只好用集体评选的办法，把许多人的意见集中在一张选票上。许多个人的选票也有不少是在家庭中进行了讨论之后填写的”，袁文殊认为，在这一届的评选中，百花奖的群众性特点表现得特别突出，从而也就更充分地反映了群众的意愿。

　　最终13个奖项被观众评选出来，其中19岁的陈冲因在《小花》中的出色表演获得“最佳女演员”奖，刘晓庆因在《我们这一家子》中扮演张岚夺得最佳女配角奖。颁奖典礼在北京政协礼堂举行，时间是当年的5月23日上午，“颁奖典礼形式很简单，也比较严肃，没有表演环节，颁完奖就是领导讲话”，唐家仁还记得，当时还有四十多名国外记者参加了颁奖典礼，据说是为了让他们看到中国在文化领域的开放和进步。

　　颁发的奖杯是由北京珐琅厂师傅为百花奖特意赶制的，冯湄还专门为此写了一篇《滴滴汗水凝深情———访北京珐琅厂的工人》的文章，在文章的最后，冯湄写道，“在庆祝百花奖圆满成功的同时，我们不要忘记了工人师傅的辛勤劳动。”

　　颁奖完之后的5月24日，陈立德、谢添、陈冲、刘晓庆等得奖者搬着体量较大的奖杯出外和观众见面。在1980年7月的《大众电影》上，还刊发了他们到首钢、四季青公社参观访问的照片，其中在装甲兵某部，刘晓庆手握坦克高射机枪，跃跃欲试的照片让很多人记忆深刻，导演谢添还对四季青公社又鲜又脆的黄瓜赞不绝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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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日，邮局大门的玻璃被挤碎

　　百花奖之后的《大众电影》，进入了该刊发展史上最为迅猛的时期，冯湄说，邮局反馈的数字是呈直线上升的，直到1981年的期发行达到960万册，《大众电影》成为红极一时的刊物，进入鼎盛期。960万的发行数字，甚至让来采访的外国记者非常惊讶，他们想象不到一份刊物的期发行量能够达到近千万。

　　冯湄依然记得当时读者抢选票的情形，她认为即使是现在的商场抢购，也都无法与之相比。

　　“当时刚恢复百花奖，选票是随杂志发的，很多读者反映杂志少，买不到选票，我们就多印了一些选票，编辑部开了一辆面包车到东单路口卖，结果是人山人海，读者将我们的面包车团团围住，我们就坐在车里头从窗口递杂志，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阵势，当时真是惊呆了！”

　　“《大众电影》也就在当时出现了史无前例的蓬勃发展的形势，许多电影爱好者为了订到一本《大众电影》只好走后门，每逢《大众电影》的发行日，北京、上海等地的邮局门前挤满了等待购买《大众电影》的人群。”《大众电影》曾连载署名木易的《〈大众电影〉刊史》，木易在写这篇文章中了解到，当时《大众电影》编辑部在发刊当天，会派人到北京的一些邮局门口去了解销售情况，回来时往往捡回不少读者在抢购时丢在现场的手套、帽子等各种物品，也时常听说某邮局大门的玻璃被挤碎的情形。

　　当时的《大众电影》也被视为新片最为关键的宣传阵地。“当时的制片厂拍完一部片子，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到《大众电影》放映样片，和编辑座谈，然后才进行全国放映”，唐家仁说，当时慢慢地有人通过各种渠道来找关系想进《大众电影》工作，想让《大众电影》推介他们的影片，也会有一些演员主动拿着他们的剧照、影片到编辑部。“有些人情推脱不了，我们会在内页发一些剧照，但是封面和封底是一个杂志的脸面，封面、封底的剧照也是我们商量最多、花费精力最大的地方，我们的标准是好片子和好照片，缺一项，我们是不大会选作封面的。”

　　在1980年代，茅盾、夏衍、柯灵也是《大众电影》的作者和研讨会上的常客，刘晓庆、陈冲也为《大众电影》写文章，刘晓庆为《大众电影》写的第一篇文章题为《我是一个新兵》，陈冲将他和演员田华的通信拿到《大众电影》发表。田华建议陈冲要学好外语，在回信中，陈冲说，“这些日子，我每天都收到好几十封来自全国各地的观众和读者来信，他们祝贺我并给我提出了新的要求，还有许多观众寄来了英语学习的书和其他各种书籍，我想我能做的就是更努力地学习，争取在期末考试中取得优异的成绩。”

　　“从《人民电影》到《大众电影》，是我一生中最为愉快的记忆”，读完小学就碰上文革的冯湄，也正是在进入《大众电影》之后，开始恶补性地看很多电影。“在《人民电影》的三年，我并没有看到什么片子，到了1979年，所有的老片子都拿出来放，一下子能看到‘文革’前的片子、以前内部放映的外国电影，我在那个时候是疯狂地看电影，最高记录是一天可以看八部，最少也有六部。”冯湄说，只要有票，他都会赶过去看，进了《大众电影》，才是真正地进入电影之门，为什么当时《大众电影》能够卖得那么好，在他看来很多人和我是一样的，“文革”的空白给了《大众电影》发挥的余地，到了后来，人们选择多了，《大众电影》销量下滑，是一个正常的时代的正常反应。

　　大事记

　　●1950年6月16日，《大众电影》在上海发行，由著名电影艺术家张骏祥筹资，梅朵、王世祯主编。社址设在上海市江西路四马路汗尔尔登大楼362号，杂志为大32开本，刊名是池宁题写的四个美术字。

　　●1952年1月，《大众电影》与《新电影》合并，改为16开本，办公地点迁址至北京西单舍饭寺12号

　　●1962年，在周恩来总理倡导下，《大众电影》创办了世界上唯一全部依据读者和观众投票评选的“大众电影百花奖”，这是新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电影评奖，当时被公认是中国电影最公正最权威的奖项。首届百花奖颁奖典礼于1962年5月22日在北京政协礼堂举行，所有获奖的制片厂得到一张奖状，个人荣获一个纪念奖牌并以这些文艺界领导们的墨宝作为奖品。

　　●1966年6月，《大众电影》出完第六期《总第306期》后，宣布停刊。

　　●1979年1月20日，《大众电影》复刊，主编为林杉，副主编为唐家仁、崔博泉。定价0.3元。

　　●1979年5月，《大众电影》在第5期的封底刊登了英国电影《水晶鞋与玫瑰花》的接吻剧照，读者问世杰愤怒地给编辑部写了封信提出抗议：“社会主义中国，当前最重要的是拥抱和接吻吗？”

　　●1979年9月-11月，《大众电影》在杂志上连续开辟“由一封读者来信展开的讨论”专栏，成为当时社会的讨论热点。

　　●1980年5月23日，第三届电“百花奖”颁奖仪式在北京政协礼堂举行。这次颁奖，与上一届已经相隔了17年。

　　●1981年，《大众电影》的发行量由复刊时的50万册逐渐上升到960万册，来访的外国记者听了这个数字目瞪口呆地说：“全世界第一”。

　　●1990年代，随着电视、网络等新型媒体的崛起，中国电影业走入低谷，《大众电影》也逐步落入历史最低潮期，但依然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电影报刊之一，被国家新闻出版署列为社会科学类重点期刊。（此条来自：中国电影家协会网站）